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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承包企業海外經營風險剖析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8-12-06  瀏覽次數:148
核心提示:在 一帶一路倡議的帶動下,中國對外工程承包市場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可是,在投資機遇不斷顯現的同時,風險也如影隨形,
 在“ 一帶一路”倡議的帶動下,中國對外工程承包市場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可是,在投資機遇不斷顯現的同時,風險也如影隨形,因此,中國企業和研究機構需要加強對東道國風險的研判。目前,對于歸屬不同行業的企業在海外投資中所面臨風險的研究,國內一般習慣于采用自宏觀到微觀的研究方法,即由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匯率、法律、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安全等基本的宏觀風險要素出發,從理論和實際兩個層面分析風險的產生過程, 以及風險對微觀企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然而,在這種研究體系中,往往缺少中觀行業的研究視角。但是,在企業經營層面,同一風險要素作用于從事不同行業的企業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過程,而這些區別正是基于不同的行業特征。比如,與制造業、能源礦產、零售業等行業的投資相比,國際工程承包項目的建設周期長,這無疑會增加項目運營過程中遭遇風險的可能性;工程承包項目合同管理難度大,更易遭受合同風險等等。
許多工程承包項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國際援建,鮮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與政府行為密切相關的政治或經濟風險的沖擊
目前,中國海外企業承建的項目主要涉及房建、水電、道路、機場、通訊等多個行業。這些項目投資規模較大,往往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出現政權更迭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志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而且,中國海外工程承包市場主要集中在亞洲、拉美和非洲等地區,其中,亞洲約占中國對外承包總額的45%,非洲占35%,拉美占10%,整體而言,發展中國家的國家風險要相對高于發達國家。總的來看,這種工程承包市場區域性分布的特點與工程承包項目具有政府背景的行業特征相結合,進一步增加了中國企業的海外經營風險。
1.政治動蕩,南亞某國軍事政變,新政府否定前政府簽訂的合同
國內A公司曾經承攬東南亞某國房屋建設工程,該項目是政府為解決該國低收入國民的住房問題而實施的一項政府計劃,按照合同規定,承包商必須先向業主支付履約保函,其金額為合同價的10%到15%。
然而,在中國公司將幾千萬履約保函發到業主方面賬戶之后不久,該國就發生了軍事政變,新政府對前政府簽訂的合同一概不承認,原先的民生工程也未能幸免。后來,A公司通過外交途徑,歷經數番周折,才追回履約保函。這個案例中A公司在外交部門的協助下最終追回了履約保函,但這只是極少數情況,而且發生在經濟和財政狀況相對較好的國家,如果發生在非洲地區,追回損失的可能性極小。
2.恐怖主義風險,恐怖分子襲擊西方援建項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國家示威
國內B公司分別于2003年9月和10月中標中亞某國北部和東部地區兩個設計施工總承包公路修復項目,合同價總計5300萬美元,合4.38億人民幣,業主分別為世界銀行和歐盟。項目中標后, 2003年11月下旬,B集團公司相關工作人員陸續抵達該國,2004年4月開始施工,2004年6月10日深夜北部項目工地遭受恐怖襲擊,造成11名中國工人死亡,4人受傷。
這個案例中無法挽回的損失是人員的重大傷亡。此次恐怖襲擊由東道國恐怖組織實施。當時該國正臨近大選,國內安全形勢日益緊張,而且中國企業承建的兩個項目由代表西方勢力的世界銀行和歐盟援建,因此,成為恐怖組織向政府和西方國家炫耀實力、破壞該國重建進程的重要襲擊目標。不過,事后B集團積極采取措施,經過與業主艱苦細致的談判,業主同意對兩個項目部增加375名武裝警察,并負擔253萬美元的安全設施費用,北部項目工期延長三個月,最終確保工程順利進行。
3.政府違約風險,長期政局混亂,政府財政實力單薄,履約能力嚴重不足
政府違約風險屬于政府行為,一般歸類為政治風險,但是排除政權更迭、政府換屆、雙邊關系惡化等政治因素引發的新政權或新政府惡意違約,許多政府違約行為可能主要與東道國的經濟實力和財政狀況欠佳高度相關,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違約也同時具備經濟風險的內涵。目前,中國的海外工程承包項目主要集中在亞、非、拉等發展中或不發達地區,這些區域內有許多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實力相對落后,一旦發生政治或經濟危機,政府信用很難保證,違約的不確定較高。
以西亞某國為例。2006年,國內C集團以比當地競爭對手低1億元人民幣的出價,中標了該國國際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業主為民航氣象局,工程中標價為1.15億美元。該項目于2006年4月1日開工,原計劃到2008年9月30日完工。然而,施工過程中,業主從未按施工進度撥款。C集團認為業主是政府部門不會違約,堅持繼續施工。當主體結構基本建造完成,裝修材料及配套建筑材料大批從國內發貨運往該國后,對方仍不按期付款,甚至將中國公司3000萬美元的履約保函全部扣除,而業主總共只撥付了幾百萬美元的工程款,最后中國政府出面交涉也無濟于事,對方甚至拿出合同對我方進行索賠。2014年,C集團向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申請仲裁,指控被申請人非洲某國政府違反1998年中國與也門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強制剝奪即征收了申請人在也門的合同與資產,但估計很難利用仲裁渠道挽回損失。
長期以來,該西亞國家內有政黨紛爭、部落勢力割據,外有經濟制裁和恐怖分子的滲透,國家政治生態混亂,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在此情況下,政府的財政實力單薄,基本靠外部援助維持,因此,履約能力嚴重不足。這個案例中,中國企業遭受的損失主要包括:一是應收賬款損失,有前期施工墊款、履約保函;二是固定資產損失,建成后的地面建筑不能轉移,后期資產處置只能由東道國政府決定。
總之,上述三種類型的案例中,前兩個案例是政治風險的直接沖擊,第三個的案例是由政治風險影響政府的治理能力,導致經濟形勢惡化,進而傳導至政府主導的建設項目,經濟風險的沖擊更為直接。
此外,中國企業遭遇的墨西哥高鐵事件以及與日本在東南亞市場上的高鐵項目爭奪,其中都摻雜著一定的政治因素,委內瑞拉高鐵項目爛尾則是由東道國經濟危機造成的。以上案例充分說明從競標到施工,具有政治色彩的大型工程承包項目都易受到政治或經濟風險事件的沖擊。
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工程承包項目從招投標、簽訂合同、施工、完工到后期維修,一般最少需要兩年,大型或特大型項目會持續到十年甚至幾十年,如此漫長的施工周期,甚至比一般性直接投資的經營性項目的生命周期還長,因此,這必然會大幅提升工程項目運行過程中遭遇不可預見風險事件的概率。而在所有風險中,能夠對企業的成本和收益造成直接財務損失的主要是匯率波動風險。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海外投資活動都會受到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但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海外工程承包項目受匯率波動的影響更大。
工程承包項目的結匯自由度不靈活
因為制造業投資的利潤匯回時間由投資者自由決定,在東道國貨幣對美元貶值時可以選擇繼續在當地投資或延后利潤匯回,能源礦產投資企業更是可以根據投資協議的安排以產品出口到國內來代替利潤匯回。而工程承包項目的結款日期一般由合同事前約定,不能隨意調整。如果東道國匯率波動,承包商只能在固定的合同履行期限內,利用合同條款、金融工具和合理安排工程款進度等措施降低或規避匯率波動風險,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缺少主動權和自由靈活度。
工程承包項目需要更多國內的技術工人,采購也更加國際化,這些成本一般都用人民幣或美元支付,受匯率波動影響較大。
中國的工程承包項目,主要采用的是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壓縮工期的低價中標策略。其中,中國工人成熟的技術和三班倒的工作模式是該策略的重要支撐,雖然東道國普遍設置了嚴格的外國勞工名額限制,但與制造業投資充分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優勢不同,工程承包商為保證工作效率還是需要雇傭國內大量的技術工人作為業務骨干,并對當地工人提供技術培訓。另外,在原材料供應方面,制造業投資也是就地取材,可是,工程承包則不同,由于許多東道國企業對工程建設材料的生產能力不足,往往質量和價格都不能滿足承包商的要求,因此需要從國內或其他地區市場持續不斷地采購。一般情況下,國內人工和原材料采購以人民幣支付,國際采購以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支付,如果在項目施工期間,遭遇人民幣升值或者美元貶值,就相對增加了承包商的人工和原材料成本支出。
1.項目本息償還期限事前約定,履約期間人民幣升值,預期利潤受損
國內D國際工程公司2003年以設計供貨(EP)的方式中標了某國外工程項目,合同金額4000萬美元,預付款比例15%,其余85%采取賣方信貸方式提供。合同約定建設期一年,項目驗收通過后,業主分8年、每年2次償還本息。項目建設初期,按2003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8.3預測,項目總成本約2.8億元人民幣,利潤約4900萬元。2005年人民幣開始升值,按照8年還款期美元兌人民幣平均匯率6.5計算,企業最終收回2.6億元,項目將虧損2000萬元。為了規避匯率波動的風險,企業決定采取應收賬款買斷的補救措施。但是,如果人民幣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持續升值,企業將損失部分收益。
2.人民幣升值導致工程承包企業成本增加
2006年,中國E公司中標非洲某國高速公路項目,該項目是當時國際上最大的國際招投標公路建設項目。業主在簽訂合同時,以美元作為國際部分的結算貨幣,并簽訂了封頂條款,這意味所有匯率波動風險由承建方承擔。框架合同額約為62.5億美元,按56%美元付款計算,工程款中美元金額達35億。項目實施兩年過程中,人民幣出現大幅度升值,2006年8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7.973,到2008年8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6.842,漲幅達到14%。這樣大幅度的匯率變動,使得承包方在項目融資和項目履約收匯期間都遇到較大的匯率風險。
造成的損失主要有:
(1)人工成本增加。當時,海外承包項目大量的勞動力都來自國內,支付薪酬時普遍選擇以人民幣計薪方式,或固定匯率模式來穩定勞動力隊伍,由承建商來承擔匯率風險。人民幣持續升值,大幅提高了承包商的人工成本支出。
(2)采購成本增加。首先,在國內以人民幣結算采購物資設備時,一般只支付50%的貨款。可是,當承包商從業主方獲得收益準備支付國內供貨商剩余貨款時,由于人民幣升值,承包商需要付出更多的美元。其次,國際原材料采購成本也大幅增加。承包商為確保在合同規定期限內完工,在未收到業主預付款的情況下,2008年用美元墊資(以人民幣歸還)兌換歐元從歐洲采購了一批鋼材,后因美元貶值而造成支出增加。總之由于材料費用在工程造價中占整個工程預算的35%左右,匯率變動導致原材料支出成本增加,嚴重擠壓了承包商的利潤空間。
勞工和原材料成本是決定海外工程項目成本的兩大主要因素,嚴控兩大成本也是中國企業低價中標策略的基礎優勢,但東道國相關領域的法律政策,可能會限制這種優勢的發揮,進而激發一定的風險
1.東道國勞工人數限制和許可證制度,增加了工程建設的障礙
許多國家對于工程承包項目中外籍勞工數量設定了嚴格的比例,或者不允許外籍普通勞工進入本國勞動力市場,只能引進一定數量東道國缺乏的技術工人。
一般情況下,可能東道國的勞工素質、工作習慣和效率不能滿足中國承包商的工程管理要求,尤其是對于一些專業要求很高的工程,如果當地勞工無法勝任大部分工作,為保證工程的進度和質量,中國企業只能花錢買“進入指標”,由此造成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另外,一些國家的法律還針對外國勞務專門設定了“工作許可證”制度,即只有持有勞工部門簽發的“工作許可證”,并在工作許可證規定的單位工作才是合法的,否則勞工和雇主都將被罰款。此外,外國勞工還要辦理簽證、臨時居住證等其他各種證件。總之,這些勞工領域的制度限制都給外國承包商正常的工程建設帶來了許多障礙。
例如,2009年,由中國國內三家企業及東歐某國一家公司組成的海外聯合體F公司,成功競標該東歐國家的高速公路工程,但施工過程中出現很多問題,工程進展緩慢,項目逐步陷入虧損。2011年6月初,F公司最終決定放棄該工程,因為如果堅持施工,F公司可能因此虧損3.94億美元(約合25.45億元人民幣)。此項目失敗的關鍵原因就是中國企業沒有對當地的法律政策進行充分調研,只是按照自己國內的承包經驗設計方案,最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陷入被動。中國公司急于進入高端市場,制定了低價中標的策略,希望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以及當地廉價的原材料降低成本。可是,預想的策略并未實現。當地勞工法規定,海外勞工必須按當地工資水平雇傭,很多設備必須在當地租賃,需要當地有資質的工人操作,無法雇傭中國勞工,兩項規定導致普通工人和技術工人的成本大幅提高。此外,還有簽證問題,由于來自非歐盟地區的人員進入工地需要辦理該國政府頒發的各類證件,包括臨時居住證、勞動許可證、特種資格作業證等,而辦理這些證件耗時很長,使F公司不僅增加了成本,而且影響了工期。
再如,中亞地區某國對國外勞務實行嚴格限制,以配額形式限制外國勞動力的進入,同時申辦獲取外國勞動力許可證的程序十分繁瑣,而且許可證的數量還有限制。另外,該國政府經常毫無理由地拒絕給外國公司經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發放簽證,或者只提供短暫的居留期限。這些限制性規定,嚴重影響了工程的正常進度。同樣,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也存在類似的規定。例如,東南亞某國政府要求所有外籍勞工在當地工作時,均應辦理勞動許可證,承建該國燃煤電站項目的中方某公司不熟悉該國外國勞工法規,為中國工人辦理商務簽證即派赴現場直接開展安裝工作,被當地政府移民管理部門發現后,全部中方工人被拘留并被遣返,不允許再次入境。該公司不僅遭受了人員動遷費用的損失,還導致項目工期拖延了3個多月。
2.東道國與原材料相關的法律規定可能會導致項目成本增加、影響工期
(1)東歐某國《公共采購法》禁止因原材料成本提高更改中標價格。F公司中標時,受歐債危機影響,當地經濟不景氣,原材料價格較低,到了2011年,由于該國經濟復蘇以及2012 年歐洲杯帶來的建筑業熱潮,東道國國內一些原材料價格和大型機械租賃費大幅上漲,砂子的價格上漲150%,挖掘設備的租賃價格也同時上漲了5倍以上,F公司曾在2011年5月向該國公路管理局提出,由于砂子、鋼材、瀝青等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要求對中標價格進行相應調整,但公路管理局依據《公共采購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拒絕調整。因為以前東道國也經常出現競標時報低價,后來不斷發生變更,以至最終價格比當初競標對手還高的情況。為了避免不正當競爭,該國《公共采購法》禁止建筑企業在中標后對合同金額進行“重大修改”。最后,中國企業只能無奈接受原材料成本上升造成的損失。
(2)海關要求原材料采購出具正規的質量認證文件。國內某企業中標東南亞電力工程項目,在項目執行過程中,除按合同采購的永久設備外,施工企業自制了許多施工設備、專用工具和材料,但這些產品并不具備出廠試驗報告、產品合格證、指定機構的質量認證等文件。當承包商按合同統一發運的永久設備和施工機具到達該國港口時,卻發現無法進行清關提貨。因為根據該國海關的相關規定,所有進口的機電設備、工具、材料等,都要有出廠試驗報告、產品合格證、必要的質量認證等文件。由于從國內運去這些設備和材料需要補辦上述手續,造成全部物資滯留港口。為此,企業承擔了高額的滯港費和罰款,也嚴重影響了工期。
總的來看,東道國在勞工和原材料領域相關的法律規定,主要基于兩種原因會對承包商產生法律風險。一是東道國帶有明顯傾向性和保護性的規定。這種原因引發的法律風險很難完全規避,或多或少都會對承包商的正常經營產生影響,只能采取彌補性措施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比如為了克服國內勞工人數的限制,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優化項目管理,增加對當地工人培訓的成本支出,不斷提高當地工人的效率,并適應他們的工作習慣,最大程度上保障工期和利潤。二是承包商對東道國的相關法律不熟悉。實際上,很多損失都來自這個原因,因此,中國企業開展競標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調研,聘請專業的中介機構提供決策咨詢。
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
工程承包項目一般有固定的施工現場,在現場建有大量的臨時性設施,包括住宅、消防、安全、衛生等基礎設施,以及施工所需的機械設備、原材料等物資,而且施工過程中,承包商還要付出履約保證金、預付款保證金、維修保證金、維持項目正常運行所必須墊付的流動資金。因此,一旦遭遇戰爭、動亂等致使項目中斷,需緊急撤離東道國的風險,這些固定資產只能留在原地,完全處于失控狀態。如果在風險過后,當地政府不注重保護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承包商前期付出的資金作為應收賬款也基本難以收回。
典型的案例就是利比亞戰爭。2011年2月,利比亞戰爭爆發,當時在利比亞有75家中國企業承建的50個工程承包項目,涉及金額188億美元。利比亞政局動蕩造成中資企業有十多人受傷,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暫停,利比亞危機帶給中國的損失估計超過200億元。
合同條款設計復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
工程項目的合同風險是指由于合同條款制定的不完善以及合同執行不力等因素給工程施工帶來的風險。工程承包合同內容較多,條款設計詳細,直接關系到業主和承包商之間利益的分配和承擔風險責任的劃分,如果合同條款制定不完善,合同中許多條款都是為業主服務的,將有利于承包商的條款刪除,而忽視了承包商的權利,或者借助熟悉東道國政治、經濟、自然條件等優勢,將業主可能承擔的風險全部轉嫁給承包商,這些合同缺陷肯定會使承包商處于不利地位。另外,合同執行過程中,承包商將與業主、分包商、設計單位、監理公司、咨詢機構等各種主體開展交流與合作,而且這些主體可能還來自不同的國家,因此,如果承包商不能依據合同中約定的權利和責任,處理好各種關系,就可能會遭受損失。
1.對合同審查不清、合同談判不重視。在前面提到的F公司承建東歐某國高速公路工程項目的案例中,由于中國企業缺乏合同意識,對合同審查不清,沒能發現合同中許多關鍵條款缺失,導致后期施工過程中合同糾紛頻發。(1)合同翻譯工作不到位。該項目招標采用國際工程通用的FIDIC合同,F公司中標后與該國公路管理局簽署的是東道國語言版本的合同。但是F公司只是請人翻譯了部分東道國語言版本合同,英文和中文版本的合同只有內容摘要。此外,由于合同涉及大量法律和工程術語,摘要的翻譯也不到位。一般來講,對合同進行專業和詳細的翻譯,是承包商了解項目內容,保障自己權利的必要環節,缺少這一環節,可能會使承包商在合同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將嚴重影響項目的正常運營和最終收益。
2.對合同中關鍵條款談判不重視。F公司急于拿下該項目,認為一些工作不必過細,其中甚至包括關鍵條款的談判。這種思想促使F公司在談判中主動降低姿態,立場不夠堅定,沒有達到通過合同談判規避風險,保護自己權利的目的。
3.合同中關鍵條款缺失。例如:業主需要支付預付款的關鍵條款被刪除使F公司面臨巨大的資金壓力;“因原材料價格上漲造成工程成本上升時,建筑企業有權要求業主提高工程款項”,“建筑企業實際施工時有權根據實際工程量的增加要求業主補償費用”等關鍵條款的刪除相當于把所有風險都轉嫁給了承包商,形成了一份“總價固定”的合同,使本來成功概率就較低的工程變更索賠變成不可能;而且FIDIC文本中關于仲裁的糾紛處理的條款也被全部刪除,代之以“所有糾紛由東道國法院審理,不能仲裁”,這使得中國企業失去了在國際商業仲裁法庭維護自身權益的機會。
4.對合同條款理解出現爭議。主要是投標時對招標文件及業主要求的理解不透徹,比如國內G公司承建的中東某國輕軌項目遭受巨額虧損的原因之一就是雙方對開通35%的運能的理解存在偏差,G公司認為在車站建設方面只需要開通四個車站就可以滿足業主需求,而業主則要求九個車站要全部開通,每個車站達到35%運能。由四個車站增加到九個車站,工作量和前期投入成本都會大幅增加,整個工程管理計劃也需要重新制作,這些都是G公司無法承受的損失。
5.對合同的把控和執行能力不足,G公司承建中東某國輕軌項目采用的是EPC+O&M總承包模式,這種合同又叫“交鑰匙”合同,即從最初的項目設計到完成之后的項目運營與維護,由總承包商全權負責。但是在合同實施過程中,G公司不僅沒有把握到總承包商的主動權,反而很多職責被分解,受制于人。在設計上,該輕軌項目土建采用美國標準,系統采用歐洲標準,設計分包商均是由業主指定的西方公司和當地公司,直接聽令于業主,G公司喪失了原本屬于自己的設計權,這給土建和系統工程施工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不僅如此,很多關鍵設備的采購也是由該國業主自行完成,這些設備采購價格相當昂貴,遠遠超出了當初的價格預期。設計與采購權的缺失直接造成成本失控并導致工程量大幅增加。陷入這種被動局面主要是因為G公司對中東地區工程投標和操作模式不熟悉,以及事前對可能遭遇的合同風險和合同陷阱評估不足
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1.技術標準在國際工程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內容,它決定了工程材料的選購、施工方案的確定、驗收標準以及工程造價等。
目前,中國企業采用的是國標(GB)或中國標準,其他國家除了自己國家的規范外,有的使用美標、英標、歐標、南非標準,甚至有的規定采用上述兩種以上的規范。因此,在施工過程中要結合工程的要求和現場條件嚴格把握技術標準的適用性。
比如:東南亞某國燃煤電站項目,該項目規定其電站鍋爐的現場傳接檢驗必須遵循美國的ASME標準,但中方公司在投標階段未提出偏差、在執行階段又忽略此要求,自行決定在檢測中應用中國標準,被業主發現后勒令停工整改,最終導致中國承包商工期違約并遭受罰款。這個案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承建方與業主之間就技術標準的差異缺少溝通,承建方一意孤行,最終導致違約。
與之相反,另外一個成功的案例則是承包商就技術標準差異與業主進行了及時有效的溝通:東南亞某燃煤電站項目,該項目招標書中提出保溫絕熱技術規范按澳大利亞標準執行,但中方公司對此規范不熟悉,因此一面請求業主同意采用中國相關規范,一面抓緊組織技術人員查閱澳標。最終業主在談判中仍然堅持使用澳標,而且中方公司經過研究發現澳標較中國標準的具體差異十分有限,對成本和工期影響很小。最終業主和中方公司決定仍在該項目使用澳標,解決了預計的技術標準差異問題。
2.工程設備和材料標準往往與技術標準相配套,由于中國標準并未獲得廣泛的國際認可。
實際上,我國大量的設備和材料已經能夠滿足美標和歐標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美標和歐標的認證證書,而國內的這種經認可的認證機構非常有限。比如,在中東某國輕軌項目中,業主請英國的設計單位按歐洲標準設計,因此訂購了大批歐洲的控制設備,其價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預算,導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引入中國標準,原材料和設備成本都會大幅下降,可以進一步提升盈利空間。
工程承包項目一般都是室外或野外作業,如果對東道國地理環境信息掌握不全,或遭遇不可抗力的環境災害,更易引發自然環境風險
常見的自然環境風險有:地質結構復雜、地震、臺風、泥石流、山體滑坡、高溫、強降雨等,這些環境風險有的是由于對東道國的地理環境信息不夠了解,導致對施工難度預估不足或施工方案與現場條件不匹配,有的是難以預計的具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災害。工程承包項目如果遭遇自然環境風險,可能會導致施工條件發生變化、工期延長、工程費用增加、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等。
1.地質復雜
中國某工程公司作為EPC總承包商,承建印尼某電站項目。雖然在前期勘察過程中發現項目臨海地區存在發生海嘯、地震烈度偏高等風險,但在施工過程中又發現大量液化土層,需要增加碎石樁作為地基處理的輔助設施,由于前期樁型分析資料不全面,延誤了預先計劃的施工進度。
2.多雨
中國某建工集團承建老撾萬象通芒鐘鹽礦工程,該鐘鹽項目所在地萬象,地處老撾中部,屬于熱帶、亞熱帶季風氣候,分雨季和旱季。項目礦區內施工區域溫度較為恒定,但濕度相對較高,在雨季的時候由于雨量過大,易引發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同時長期的陰雨天氣影響室外建設項目正常施工,導致礦區工地積水過多,迫使工程停工,影響工期。而旱季的時候因為缺水,也會拖延工期。
3.高溫
在G公司承包中東某國輕軌項目時,由于該項目施工地段處于溫度很高的特大風沙區,夏季最高溫度在70 度左右,缺水情況比較嚴重,大幅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難度,工期一度出現階段性延誤。
4.颶風災害
2007年,某中國企業承建某中東國家首都的污水管網收集工程,遭遇特大颶風災害,工程項目現場遭遇洪水,主要設備被淹,材料被海水沖走,現場損失慘重。施工方及時要求業主依據合同的相關規定調查工程損失程度、制定修復的范圍和程度,并確認補償承包商修復損失所發生的費用。但業主和工程師否認颶風事件的不可預見性和不可控制性,拒絕補償要求。為了維護自己權利,承包方根據合同相關條款向業主宣布“合同落空”,通過當地法院起訴業主違約。后經多方溝通,雙方啟動爭端裁決委員會程序,最終承包商獲得合理補償。此案例說明,承包商在經受自然環境風險后,要依據合同積極維護自己的權利,該由業主承擔的賠償或損失,必須要全力追償,盡量減少自身損失。
社會文化風險
社會文化風險主要指在國際工程承包項目運營過程中,由于承包商所在國與項目所在國之間存在語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商務慣例等方面的差異,從而給項目運營帶來一些不確定影響。比如,在國外施工需要雇傭大量的當地工人,由于存在語言障礙、工作習慣的差異,影響到了工作效率,給工程管理帶來一定的困難,尤其是在國內很常見的三班倒趕工的工作方式,在國外基本不可能實現。
宗教因素
以中東某國輕軌項目為例,輕軌有一段要在麥加城內施工,麥加是伊斯蘭教的圣地,對于非穆斯林人是關閉的,業主并不會因為中東某國輕軌項目而破例。G公司不得已委托勞務公司在青海、寧夏和甘肅等地招募上千名穆斯林農民工送到麥加工地。上千名穆斯林工人的宗教習俗、生活和工作習慣極大提高了工程管理的難度,而且中東某國當地缺乏專業的穆斯林工程師,這些因素直接導致工程延期和人力支出成本攀升,加劇了項目的虧損。
中國企業不尊重當地居民的利益,引發沖突
在非洲某國,一家中國公司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料場用地時,挖過地界30多米,與村民發生沖突,200多名村民手持步槍、沖鋒槍和棍棒,與中國員工發生了暴力沖突,將中方人員追趕到營地圍困起來,最終造成十幾名中國員工受傷。
在一些治安形勢嚴峻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時常發生針對中國或其他外國企業的犯罪活動,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
目前,非洲是中國海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場,但非洲國家的治安形勢總體上不容樂觀,不管是在經濟發達的南非,還是持續動蕩的北非地區,都時常發生針對中國企業或華人的犯罪行為。以中非合作的典范——安哥拉為例,自2015年10月以來,連續發生多起針對中國工人的綁架、搶劫事件,造成了多人傷亡和一定的財產損失。這僅僅是一個國家近期發生的案件,如果放眼非洲,肯定還有更多的類似案件。
總結此類治安案件頻發的原因可能有三個:
第一,這些治安犯罪事件主要發生在警察力量薄弱的郊區,城市治安狀況相對較好,但是很多施工項目都集中在郊區或者野外,因此,很容易成為作案目標;
第二,受以原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的影響,類似安哥拉這種資源出口依賴型國家的經濟陷入困境,失業率上升,導致治安狀況有所惡化;
第三,中國海外企業安保工作滯后,首先,中國領保力量嚴重不足,在海外,中國一個領保人員需要負責20萬人次的領保工作,而美國是1:5000,所以急需非政府機構提供安保服務予以填補,但中國安保市場發展緩慢,不能滿足企業的相關需求。其次,國內法律規定,中國公民不能攜帶武器出境,而且在許多國家,外國安保公司持槍也需要當地政府審批,因此,中國安保在國外不能持槍,只能雇傭西方或者當地安保公司,可是,西方安保公司費用高昂,一般企業承受不起,而當地安保不負責任,一旦發生危險難以依賴。
(摘自《對外投資與風險藍皮書: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家風險報告(2017)》)
隨著國際工程向大型化、高端化發展,中資企業在海外項目開發與實施過程中面臨的合同管理、變更、索賠與反索賠工作都正在變得愈加專業化與復雜化。
而合同與索賠工作不僅關系到承包商與業主,也關系到中資總包商與中資分包商以及當地國或歐美發達國家的分包商,因此導致項目管理跨度加大、分析與計算工作難度升高、風險影響因素增加,對項目的經濟效益有著顯著的影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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